天不佑明之人吃人：崇祯朝天灾严重远朝想象( 二 ) _生活百科

三全国范围的大面积灾害对农业生产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灾后物价上涨。明末连年大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粮食欠收导致粮价飞涨。陕西以前的米价每石不过一两银子，到灾后增加了好几倍。1960年在陕西华县故县堡发现的《感时伤悲记》碑记载了物价奇涨的情况。明末河南粮价也是如此。在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但是14年粮价翻倍上涨，“斗米价值一千七百文，高粮(粱)价九百文，斗麦价一千六百文，斗豆价一千五百文” 。
其次是加派与人口逃亡。明朝本已有专供御辽军费之用的“辽饷”，到天启年间又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加。到崇祯二年，加派数字又有增加。灾荒一起，繁重的加派超过人民的负担能力，以至逃亡相继。政府为增加收入，地方官为希赏避罚，不顾人民疾苦继续征收。甚至在灾情惨重的地区，政府已经派遣大臣前往赈灾，而州县官吏仍向民众征收。吕维祺《请免河南粮疏》中描述了人民的悲惨境况：“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民众逃徙之后土地荒废，官吏仍责令现存的民户代纳所欠。民众怕被荒田之税所累，索性连熟田也抛荒不耕了。吴焕在《请抚恤三秦疏》中证实，陕西的很多州县，如耀同、宜中、宁真等县人民，“自遭大荒、大乱、大疫之后，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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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然导致地方行政的瘫痪。万历、天启年的政治腐败积习已久，加上崇祯时的连年大灾，使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而降到最低点，社会经济陷入绝境。陕北的延安、庆阳一带本来就贫瘠荒凉、交通不便，作官的都视为畏途。再由于居民逃散，官吏没有油水可得，原来的府、州、县官，皆思“卸檐求去”，不愿在此地做官。新选的官“多闻风不来” 。象延安府的属官，往往十缺其五，而庆阳、平凉等府则十缺其七。这充分说明，由于农民大量逃亡，这些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统治也濒于瓦解。灾害严重，统治不力，人民无法生存，最终必然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的加赋都较重，人民早已不堪重负，再加上重灾的影响，民变之所以发动于陕西、山西，继盛于河南、湖广即是由于此因。
不容置疑，自然灾害的大规模群发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可谓是“禾稼不登，人皆相食，或食草根树皮，饿死者十之九。兼以流贼纵横，土寇劫掠，百姓皆弃田土而去，榛芜遍野，其城堡乡村居民甚少———明之国势已如此矣。”可以说，是自然灾害这一看不见的强大敌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拖垮了明朝的社会经济，为清军入关创造了“大树自扑”的必要历史条件。
【天不佑明之人吃人：崇祯朝天灾严重远朝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