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种植白茅根，地里用那种除草剂？( 二 ) _杜邦

外商那时已意识到中国是个潜力很大的市场，但重要性还有待提高。“在整个市场缺货的情况下，不是谁要就把货给谁。企业会从长期来看客户的忠诚度。”彭定中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外商同中国做生意，利润率不高，而且需求不稳定，跟整个世界经济运转的挂钩还不够紧密。
另一方面，虽说中国百废待兴，但出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杜邦在1980年左右与中国的贸易仍局限在较小范围内，主要向中国销售大宗化学品。
“美国**对特殊化学品出口有很多限制，比如我们的凯芙拉（）产品，当时是不准在中国销售的。今天美国对出口仍然有很多限制，但是当初更严重，凡是高科技的产品都有限制，所以我们很难卖特殊化学品。”
另一个关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投资的小插曲就是很多人来到北京后，会选择投资经营饭店。在彭定中的记忆里，那时候，如果要住北京饭店，有钱也不一定住得上，一定要北京市**二局发一张很薄很小的单子。彭定中曾为了这张单子等过很多个钟头，“当时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就知道开饭店一定能赚大钱。”
二
当年，杜邦的各业务部门高层在关心是否可以在这个市场中赚到钱的同时，已认同中国市场对公司的战略意义。
在当时，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有诸多限制，现任杜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辛洪涛（）回忆称，“比如说做人民币销售（以美金买进，以人民币卖出），那时外企都是不可以进行的。外资企业不能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必须通过国营的进出口公司做。通常的经营模式是：先把产品卖给国内一个有授权的公司，让它再卖给客户。”
即便如此，彭定中还是坚定地认为，“如果光卖产品，我们就永远是这个市场的局外人。”
彭定中向杜邦总部的高层强调，“杜邦是富有远见的百年老店，中国市场从长远来看，肯定会成为杜邦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因此，必须要开始做扎根的工作，要形成一个很好的中国发展策略。”
他向公司建议，作为一家拥有很强科技能力的公司，杜邦如果能把一些技术转让到中国，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会跟别人不同，会更深厚。
这个想法得到公司总部的认同，从那时起，杜邦开始向中国转让技术，“每一个技术交易，与工厂都会有关系，所以杜邦与各地工厂建立了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在那个阶段，对中国和杜邦来说是一种双赢。”
彭定中回忆说，“这是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贡献。”
他介绍，“安全火药”技术的转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减少矿工伤亡率，先通过矿务局如淮南矿务局、淮北矿务局、大同矿务局等，然后从矿务局再到矿场，杜邦把产品、机器、工程师派过来，让机器开始运转。
同时，杜邦通过整个集团的全球业务网络，将中国客户变成全球的许可授权商。通过技术转让，杜邦也随之加深了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包括在国内怎样做业务，如何运营工厂等等。
在这一时期，杜邦中国有限公司前总裁陈荫楠()也向总部建议，将公司的莱卡业务在中国市场有所发展。他认为，可以沿用欧洲的经验，在中国和央视合作大型的时装秀，这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促进了莱卡品牌的推广。
“我们用一种时尚的方式来推广一种物料，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见。”陈荫楠说，那时候，“莱卡风尚大奖”每年做得像个奥斯卡颁奖晚会一样。
在莱卡刚在国内开厂生产的时候，李宁也开始做他的服装品牌，成为了杜邦莱卡业务合作最密切的客户之一，还有艺术大师陈逸飞也经营时装。这两个客户非常支持莱卡。杜邦并由此和很多时装公司合作，让他们尝试新的纤维产品，由他们的设计去推动整个时装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