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历史交锋：亦敌亦友的东亚双雄( 二 ) _李鸿章

虽然各为其国，而且在那个时期，伊藤博文更极大地侵损了中华的利益，但就私交而言，他与李鸿章却相当投缘。李鸿章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表示：“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连称：“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他安慰李鸿章，甲午之败，绝非安徽人的问题（李为安徽合肥人），而是中国的问题。
第三次见面: 1898年9月,戊戌政变时,救了梁启超
应该说，随着《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伊藤博文在战略层面也不再将大清帝国作为敌人，甚至还希望它藉此变法图强。
因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虽积极“脱亚入欧”，但国内仍有不少“兴亚”主义者。他们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是日本的主要敌人，所以应联合中国，才能对抗白种人的入侵。而日本有责任维护和协助中国，但清政府太腐败，必须将它打痛收服，再予以结盟。
伊藤博文总体上持这样的姿态，他甚至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事实上，甲午战争后的近10年间，清朝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借鉴的浪潮，中日关系也曾比较友好。
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1898年9月，伊藤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20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可到了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正在现场的伊藤当即表态：“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那些天，伊藤博文又与李鸿章见了面。此时的李鸿章垂垂老矣，年届75岁。而伊藤也已57岁，他特地前来为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由李鸿章一手栽培，甲午战争中曾作为清庭代表赴日谈判。但李鸿章后来一度失势，张荫桓却自觉翅膀硬了，竟对李有切割之意。戊戌变法时，他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属于维新人士，因此政变后遭株连。伊藤的面子，李鸿章还是要买的，于是他对张荫桓施以援手。张荫桓未被斩首，从轻处理后充军新疆。
当然，也不知是否算好事，本来“戊戌六君子”应是“戊戌七君子”，张荫桓将更出名一些。拣了一命的张荫桓，只不过拖了几口气，1900年还是被杀了。
对此次中国之行，伊藤曾谈了他的感想：“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的去彻底改革才可。”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死在中国
1909年10月，伊藤博文再次来到了中国东北，此次他已不能与李鸿章会面。
8年前即1901年9月7日，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代表大清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后，“痰咳不支，饮食不进”，最终留下“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遗愿离世。
但伊藤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对手兼老朋友，在10月23日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奉天会谈中，他又提到了李鸿章：“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