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竟也有高考移民在一些地区想考秀才比登天难( 二 ) _高考

康熙的这次调整看来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直到半个世纪之后雍正才又重新调整：“雍正二年（1724）奉上谕：我圣祖仁皇帝寿考作人，六十年来，山陬海澨，莫不家弦户诵，直省应试童子人多额少，有垂老不获一衿者。其令督抚、学政会核人文最盛之州县，题请小学改为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照府学额取录” 。此后，清代各府州县学额等级总例没有变化。
此表反映的是全国总体的情形，就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论，上述总例基本上不起太大的作用。正如李世愉先生所言：“由于各地文化事业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实际上的学额在某些地区还是有差异的。”乾隆《江南通志》记载，“国朝顺治五年（1648）定额，府学六十名。”不仅府学，顺治五年（1148）江南各州县的入学额例也与上述全国总例有所不同。乾隆《江南通志》载“大学四十名，中学二十五名，小学十二名”，中、小学均较全国总例稍低。
而当顺治十五年（1658）全国学额大幅下调之际，江南一带明显表现出了较高的相对水平。乾隆《江南通志》载，该年“定额府学二十名，大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八名” 。与全国总例相比，府学、大学、中学相同，而小学高出接近翻倍。不言而喻，就学校数量而言，各类学校中为数最多的正是小学。江南一带学额总量之偏高可想而知。康熙九年（1670）全国学额总例稍有反弹，唯一的变化正是将小学由4-5名提高到7-8名，亦即以江南此前的水平作为全国通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全国学额总例并无变动的情况下，江浙的学额再次上浮。据《钦定学政全书》所载，该年奉上谕“江浙人文繁盛，增广入学额数”，结果议准“小学十二名，中学十六名，大学二十名，府学二十五名” 。这一调整等于已经将半个世纪后（1724）的学额上调幅度提前兑现了一半。而后来那次学额上浮，并非全国整齐划一，其适用范围只是“人文最盛之地”；从乾隆《江南通志》的记载可见，这一带正是该政策的实施地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总例”、“通例”只是一个政策性的平台，并不是决定学额实际的唯一因素。在这一基础上，还有两种措施可以导致学额的增广。其一是恩广，即每当朝廷有大典或喜事，由皇上下恩诏临时增广一定的学额。另一是捐广，即当国家危困、需财孔急之际，往往通过开捐的手段让地方输财以增广学额，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大规模的捐广学额。
学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又是政府控制地方社会的有效手段，要提高取额等级十分困难。整个清代，除制度性的普调外，极少地方能提高取额等级。与此同时，不提高学校等级，仅增加学额少许，也绝非易事。然增广学额是各地的普遍愿望，只要有机会，如辖境调整、户籍变更之类，各地都会充分利用，务求增广。
如何走捷径：冒籍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文风不一，各地及专设学额童试竞争度相差悬殊，这导致考试竞争激烈地区的考生通过冒籍的手段，进入考试竞争相对不太激烈的地区或身份类别的考试体系参加科举考试。
故，清代虽然有严格的预防措施，但冒籍应考还是不可避免。冒籍分为籍贯冒籍、身份冒籍科考两大类。雍正六年，有官员称粤东广州、潮州等府不仅本府内各州县“向有通考之弊”，而且“隔府隔县混入学者甚多” 。乾隆十年，江苏官员称该地童试，“率皆彼此通融互考，且有一人冒考数处，或多作重卷数名” 。“向有”、“率皆”说明冒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清代童试冒籍具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边远地区更为常见。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鞠恺奏称，本省府县相邻之人冒考固有，不过大部分是外省而来的冒考者，所谓“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等省之人冒考广西者尤多” 。其它边远地区也大抵如此。这一点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