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子的统治根基：凭借着戎车和良马维护统治( 二 ) _天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

“六师”的妙用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淮夷?当然，越往后，周人在淮夷那里就越难讨到便宜。在西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管是否打得艰难，如《禹鼎铭文》所述，即使经历了“国人暴动”，可周厉王在对噩侯驭方及南淮夷、东夷的战斗时，胜利还是站在周人一边。
比淮夷更能体会面对周人时那种痛苦的无助感的，就是商纣王。《周本纪》提到，当年武王和姜子牙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外加“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等西土八国面对纣王的大军时，商、周一交兵，然后，然后就没了。因为，虎贲、甲士以及八国的人力资源纣王也有，唯独差了“戎车” 。戎车，就是《诗经·大明》里的“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四匹马拉的战车。的确，有人会说，殷墟车马坑里还躺着若干辆马车呢。但考古证据已有定论，商人本身没有驯马的记录和遗迹，包括车马坑里马骨在内的商代中晚期马匹遗存，都是外来输入的。所以，殷墟车马坑里的马骨和车轱辘，很可能就是商代晚期所拥有马匹和战车的全部，基本上是从周人那里进口的。坦率地说，纣王不会没驾过马车，但要用马车交战，他还真没那么多。
这样的问题，淮夷也遇到了。与噩侯驭方一战中，周人打得非常艰辛，连精锐“西六师”和“殷八师”也没打赢。但随着周厉王派遣武公率“戎车百乘、斯御二百、徒千”(兵车百辆和徒御—千二百人)，最终胜利了。按理说，淮夷应该不缺人，缺的是戎车。而这就是周人对淮夷等东部人群所向披靡的关键。
再进一步说，戎车由两部分组成，驾驶装置和动力装置，制备驾驶设备的车架容易，只要有木料和手艺就行。但动力装置——马匹——不是哪里都有的。古人按照“阴阳五行”的说法认为，马是“火畜”，喜欢高寒的环境。这是一种认识误区。理论上，马能生活在任何合适的海拔和纬度。但是作为一种有蹄类动物，多雨和圈养环境导致的“腐足病”等有蹄类常见病，客观上限制了马匹在平原低洼、多雨环境下的大量繁殖(黄牛、绵羊、山羊亦然，水牛除外)，尤其是畜牧技术相对薄弱的古典时代;相反，在寒冷、干燥的高海拔地区，马匹能健康地生活。和东部人群相比，周人生活的黄土高原不但更适合马匹繁殖，也更接近漠南草原等牧场。有了马和车，不管是淮夷还是东夷，一切都好办。
不过周人还有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们都知道周天子有“六师”，比如《竹书纪年》提到，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 。虽然不清楚“一师”要配备多少辆战车，但按照一辆战车四匹马的基本配置(南宋陈博良在《历代兵制》中设想西周“王畿千里，车万乘，六军递用千乘”可能太多了)，常备这些部队需要保有的马匹数量就相当可观了。
而“六师”中大量用到的马匹，就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竹书纪年》记载，周厉王的父亲，周宣王的祖父夷王，就曾“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伐戎的理由是“夷王衰弱，(太原之戎)荒服不朝”，参考不贡“南金”就遭周王讨伐的淮夷，那么“获马千匹”显然不是战利品，而是直接目的了。这个“太原”不是今天的同名地点，而是宁夏固原一带，这个泾水上游高广空寒的高原，也是后来频频为宣王、幽王提供戎警的猃狁的故地。同期的《虢季子白盘铭文》提到，周夷王还命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河的北部击败过猃狁，不同的是，这次只有斩首五百、俘虏五十，没有获得马匹。这次事件被记录在表彰虢季子白的青铜器上而流传下来，而制作这件铜器的矿料很可能来自淮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