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太精明或政争太愚蠢？揭《中俄密约》签订始末( 二 ) _密约

眼瞅着三国之军事警告步步逼来,已在甲午战争中耗尽国力、人力的日本，不得不对俄、法、德三国让步。在俄调停下,日本准许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毋庸置疑，“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由俄国策划与导演的一出“狼口夺食”的大戏，其用意是阻止日本人破坏它的“远东征服”计划,绝非向中国“献爱心” 。但在清廷看来,此举恰印证了李鸿章“联俄制日”的策略。在崇尚霸道与权谋的近代世界格局中，不管强国还是弱邦，若无几个像样的国际盟友，又焉能立足?俄国此番替中国出头，颇让四顾无援、苦苦寻求小伙伴的清廷，大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盟友即在不远处之慨。故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联俄制日”的思想最终定型。故李鸿章的联俄策略，从理论上而言，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个弱国,中国要想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求生存,谋发展,实行以夷制夷,利用列强的矛盾的策略,是符合实际且迫不得已的。但从现实操作层面考量，该策略是把双刃剑，倘运用不当,就会陷入自伤筋脉、“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窘境。
俄国自然参透了清廷的心事，于是快马加鞭，促成两国结盟。1896年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期,按照外交礼节,各国皆应遣重臣前往祝贺。清政府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以“王之春位望未隆,与各国遣使相形难于接待”为由,指定要清室王公或大学士前往,实际上暗示非李鸿章不可。而此时之李鸿章，正因《马关条约》之咎,虎落平阳，入阁闲居。于是俄使“贿通西后与李莲英,使改派鸿章,且请假以全权,办理还辽报酬事宜。”清政府考虑到沙俄干涉还辽有功,又是中国的债主,得罪不起,加之“联俄制日”亦是眼下外交战略题中必有之义,于是改派李鸿章为专使。李氏行前还特受到慈禧召见,谈话“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用李鸿章的话来概括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
为使李鸿章同意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筑路计划，沙皇可谓煞费苦心。他惟恐李鸿章先赴欧洲,于是派特使专程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并给予李俄国最高礼节待遇。1896年5月3日,中俄举行秘密会谈。在谈判过程中,俄方代表维特软硬兼施,一步步将李鸿章套牢。他一方面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声称“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能得以保持领土完整”,并再三强调“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另一方面,他又恐吓道,如果中国不同意“借地筑路”,那么“俄从此能再助中国矣?”可见维特已经真实意图和盘托出。这显然超出了之前清廷“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的预期。李鸿章自不敢答应。
维特未使李鸿章折服,于是沙皇尼古拉亲自出马。他单独召见李鸿章,表示:“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华俄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此等承诺，确令李氏心动。何况中俄两国间谈判进展到这一步，李鸿章颇有些骑虎难下的尴尬，尽管“借地筑路”让人甚感棘手,但考虑到此行目的是为“牵制东洋”而“联络西洋”,若继续僵持，很有可能“东洋”还没被“牵制”反倒得罪了“西洋”，双方不欢而散，岂不是旧仇未泯，又添新怨，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为争取“联俄制日”,李鸿章遂决心接受俄议。他在1896年5月14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极力劝说总署，“约文无甚悖,若回绝必至失欢,有碍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