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会作秀皇帝唐太宗：吃蝗虫出书赦死囚(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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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十年之后，唐太宗将自己说过的不需要写书出书的话抛到九宵云外，写了一本书叫《帝范》，讲做皇帝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个方面，将自己一生统治天下的经验都写在这部书里，又岂能说不看重“立言”?只不过，他是皇帝老子，时人谁敢翻出他当年演的戏、作的秀来说事呢，他想写就写，想出就出，没有人阻止得了。
唐太宗作秀之事还有一件，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唐太宗纵囚的故事”，这也在《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这件事讲的是唐太宗在亲自审阅部分死刑犯的卷宗时，想到年关已近，囚犯却不能回去与家人团聚，悲悯顿生，决定放他们回家过年，到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将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家过年，共放了390名死囚。第二年，这些死囚都回来受死，没有一个逃跑，唐太宗龙颜大悦，“皆赦之” 。
这个故事是要歌颂唐太宗有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但这显然是次精心策划的表演秀。
首先，正如清代大儒王夫之所分析：“(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王夫之讲的相当有道理，不是囚犯不想逃，而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不了。唐太宗有胆量纵囚，就一定有把握能将其抓回来，可能早就安排好下面的官府严加监视。即便囚犯逃跑，唐太宗也不怕，不是还有连坐法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囚犯跑不了囚犯的亲戚朋友。纵囚与其说唐太宗仁慈，不如说唐代的法律和社会控制很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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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如一些论者所说，唐太宗时的法律并不严苛，法律规定对死刑一再从轻，并删除“兄弟连坐俱死”的做法，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被判处死刑的并非都是非杀不可之人。果真如此，囚犯就更不必逃跑了，逃跑被抓肯定处死、甚至累及亲朋，不逃跑还有免死机会，那还不如乖乖回去，这更显出唐太宗在作秀。
其次，无论刑罚严苛与否，囚犯们或许已经猜透了唐太宗演这曲戏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胸襟广阔，英明仁爱，如果囚犯老老实实回去受刑，说不定皇帝开恩，免了他们的死罪。就算不能免死罪，也逃不了，那还不如赌一把，老实回去。结果，囚犯们赌对了，唐太宗果然赦免了他们，这一唱一和，可谓共欺世人。所以，王夫之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这是唐太宗沽名钓誉，为了博取贤君之名而作的一次天大的秀。
这样的秀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敢作的，据史载，只有元世祖忽必烈干过一把，《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年五月，诏天下狱囚，除杀人者待报，其余概行疏放，限八月内如期自至大都。后果如期至，遂赦之，共二十二人。”即死囚不纵，而且赦免的只有22人。相比之下，忽必烈就没有唐太宗那么舍得作，演得那么投入，那么弄假成真。所以，影帝的桂冠非唐太宗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