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为何爱兴办大型工程：讨好慈禧外捞一把( 三 ) _官员

李光昭诈骗案的消息迅速传开，舆情大哗，人们拍手称快。因为上上下下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人数虽多，但在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威压之下全都敢怒不敢言，李案为他们提供了公开反对修园的良机。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環与其他一些王公大臣联名上疏，痛陈修园之巨弊，恳请急停。他们担心仅有上疏还不够，又再三要求同治帝召见，面陈利害。经过再三恳求，终得觐见。8月27日，晋见皇帝时奕訢将折中所陈数条再一一详细讲解，同治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对他们怒斥一番。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大学士文祥见状伏地痛哭，几乎昏厥，为人扶出。醇亲王奕環则继续泣谏，痛陈必须停止修园之理由。这些初步打动同治帝，同意考虑停止修园。但最后的决定权实际在慈禧手中，于是李鸿藻又上疏慈禧，详论停止修园的种种理由;一些御史也上折参奏内务府大臣与李光昭狼狈为奸、中饱私囊的种种违法事例。在这种情势下，同治帝在9月9日又召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再议是否修园之事，同治帝与奕訢、奕環之间竟然反复辩驳。由于群臣都主张停工，同治帝不得不决定发旨停修，事情到此似已结束。
然而就在当天军机大臣拟就停修谕旨之时，内廷忽然发下一道同治帝朱谕，列举恭亲王种种罪状，革去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清代宗室封爵共分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等共十四等，“不入八分辅国公”为第十等，奕訢的爵位由第一等降为第十等)，交宗人府严议。9月10日又下一道朱谕，将对奕訢的处分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其子革去贝勒郡王衔。同时，以“朋比谋为不轨”的罪名将醇王、文祥、李鸿藻等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大臣尽行革职。但就在第二天，即9月11日，慈禧突然在弘德殿慰谕奕訢，表示“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消” 。同时懿旨赏还奕訢及其子爵秩。这一“夺”一“还”，其实都是慈禧在幕后操纵，意在再次向朝廷内外表明奕訢等王公大臣都可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已大权在握，她的权威不容轻觑，更不容侵犯。
至此，历时半年的“修园之争”虽以“停修”而结束。但由此引发的政坛风波却进一步加强了慈禧太后的权威，再次严重削弱了恭亲王奕訢的权势。因此，当同治帝在几个月后(1875年1月12日)突然病死，在慈禧深违祖制、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强立载湉湉(光绪)为帝以独揽大权的过程中，曾经权倾一时的奕訢此时却只能听之任之，甚至随声附和，日渐成为晚清政坛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
是否重修圆明园本来是个工程问题，但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种“工程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一旦最高统治者决定要上某项工程，反对者就有“犯上”之嫌，因为事关最高统治者的颜面和权威。而且，由于政争不能透明、公开，所以各派政治力量经常借机生事，以此大做文章。围绕着“工程问题”的相互斗争往往会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使政治格局发生某种变化。在这种背景中，“工程”就成为“政治”，所以对一些重大工程是否应当立项便很难作比较科学、客观的评估，立项后的实施操作更充满复杂斗争。这当然是“工程”的不幸，但利用“工程”达到政治目的，却是这种政治体制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