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不为人知的一面:科举比唐朝公平文人有担当( 二 ) _生活百科

我们试以科举制度为例，看看宋代的“立纪纲”与“召和气”相辅而行的具体做法。“立纪纲(纲纪)”是订立制度。“召和气” ，指的是能够感召天地，使万事万物充盈着雍睦和谐的自然之气。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给达官贵人乃至主考官员去看，得到推荐、受到赏识的考生有更多被录取的机会。宋代科举考试发展出弥封(糊名)、誊录等技术操作办法，使得主考官员即使有心照顾，也难以操作。苏轼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门生参加科举考试，大家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但到拆号张榜，门生却榜上无名。
欧阳修称宋代的科举制度“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 。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脱颖而出，则得以进入仕途。欧阳修4岁丧父，买不起纸笔，拿芦苇秆在地上画着学字。范仲淹也是断齑画粥，坚持学业。《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是科录取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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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政治：敢当天下事他们认为， “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 ，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儒学的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产生的现象，被称为“士大夫政治” 。
公元1004年，辽军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议退到四川。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建议御驾亲征。皇帝勉强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觉至少还有黄河天险。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寇准支持下， “急麾卫士进辇，上遂幸北城” 。前方军士看到龙旗都欢呼起来。当时，辽方大将萧挞览被宋方射中阵亡，影响到士气，双方决定议和。
真宗的底线是不放弃祖宗留下的土地，银绢数额则以100万匹两为限。寇准命令曹利用不许超过30万。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 。这一数额对宋代财政影响如何?河北在和平时期开设宋辽间的贸易榷场，官方所收商税，通常可达四五十万匹两。
范仲淹认为，一切为天下、国家、社稷考虑，而非唯唯诺诺听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国的天下、群臣的天下、万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对于这一“天下” ，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关怀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他们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经学家、文学家、实干家。他们的追求，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内心要达到圣贤的道德修养境界;在天下社会建设一种王道的秩序。当时的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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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刚烈，往往辞色俱厉，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纳。王安石与朋友相处，也是信守原则。他和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但随着新法推行，两人分歧严重，终于分道扬镳。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学造诣。苏轼在道教宫观西太一宫看到王安石题壁诗：“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不禁“注目久之” ，道：“此老野狐精也。”